中国商报/中国商网（记者 王彤旭）作为中国一线城市，北上广深吸引着无数青年人前往逐梦。有的人在高楼林立的“城市森林”里实现了梦想，也有人黯然离场。如今的年轻人在择业时已经不只在乎“到底是要北上广一张床还是要小城市一套房”，年龄的焦虑、工作的稳定、发展的机遇成为他们或“逃离”或“回归”的理由。毕业后留在或进入大城市工作是许多高校毕业生的愿望，但今年的形势或许并非如此。据新华网联合中国大学生在线发起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，在受访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中，仅22.91%受访者期待就业地区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而28.52%的受访者选择其他省会城市为意向就业地区，近三成受访者选择了东部其他沿海城市、中西部新一线城市。择业地发生变化的远不止高校毕业生，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，许多在北上广深漂泊多年的年轻人也选择“出逃”。
“刚来的时候踌躇满志，现在才明白奋斗和努力都是有期限的。”老家在四川古蔺县的江宁曾在北京生活了近六年，她在今年5月离开了北京。江宁告诉中国商报记者，这几年她一直在一家民企就职，感觉工作一年比一年忙。在最后的两年，她几乎全年无休，生活完全被工作充斥，忙到连吃饭和睡觉时间都被挤压。她的身体状态也因此大不如前，去年一年时间，她的甲状腺就长了五个结节。在生活方面，江宁也并无生活质量可言。为了省钱，她一直住在一个半隔断的客厅里，连属于自己的房门都没有。也正是这两年，她开始思考是否要离开北京。
而疫情的影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“疫情期间，公司去年的年终奖一直没发，后来又开始变相降薪。焦虑之余，想到我今年已经28岁了，没有多少存款、没有男朋友，结婚和买房遥遥无期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决定离开。”离开北京后，江宁回到了成都。“现在已经不适应县城的生活了，而且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攒了一笔钱，再加上父母的支援，足够支付成都一套房的首付。目前正在积极相亲，希望能早日成家，过上属于自己的好日子。”江宁说。
“工资的1/3交了房租，1/3花费在吃饭上，剩下的消耗在了日常开销上，来上海也有三年时间了，没有任何存款。”老家在辽宁铁岭的周小薇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。“疫情期间，公司调整了薪酬制度，工资骤降，我有些吃不消。再加上常能听到和看到周围有人被辞退，也意识到工作稳定的重要性，我在8月份辞职回了老家，准备考沈阳的公务员”。
与江宁不同，离开上海的周小薇一身轻松。“现在我不需要为‘一斗米’而发愁了，父母的存款足够支援我在沈阳买房。就算一时半会儿没有合适的对象，我也能拥有一份比较有质量的生活。”周小薇表示。
然而也有人在“出逃”后 ，选择重回大城市继续打拼。“大学毕业后，我来到深圳工作了两年，因为厌倦了奔波劳碌的生活状态，在今年4月份被公司裁员后，我回到了老家吉林省榆树市。”李悦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。
在居家休息一周后，李悦开始找工作。但她马上发现榆树的工作机会很少，几乎没有合适的岗位。再加上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和落后的城市设施已经让李悦难以习惯，她转而到长春求职。
“我一直在做物流相关工作，几经周折，我勉强找到了一家物流公司入职，薪酬是我在深圳时的1/3。入职后，公司的氛围和工作内容也和我预想的大相径庭。可以预见的是，留在这里，我的成长和进步一定是较以前缓慢或停滞的，也缺乏充分发挥自己专业实力的舞台。为了不浪费青春，我最后决定返回深圳，也很快找到了新工作，继续从事我的‘老本行’。这次我应该会在深圳停留很久。“李悦说。
当记者问及她的最终打算，李悦表示，去或留并非一腔热血那么简单。但她深知一线城市在基础设施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更有优势，也不希望将来的子女重走一遍她的老路。“我会尽力坚持下去。”李悦说。
